9月27日，国家卫健委、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2023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的通知》，2023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全国宣传主题为“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分年龄段来看，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随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有部分孩子长期处于情绪低谷。其中，《2009年和2020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年际演变》显示，10余年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稳中有降，抑郁检出率与10余年前相比保持平稳，但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

2021-2022年度报告显示，青年为抑郁的高风险群体，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25-3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2.3%，显著低于18-24岁年龄组，显著高于35岁及以上各年龄组。焦虑风险检出率的年龄差异呈现类似趋势。以上数据显示，抑郁检出率和年龄呈负相关，并有低龄化趋势。

随着心理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大家对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甚至不少的专有名词成为了大众日常语汇的一部分（如：抑郁、EMO、强迫等等）。但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悖论对心理/精神疾病的的恐惧以及由此衍生的病耻感，并没有因此而减损太多，反而因着精神病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而有了更复杂的表现形态，代表着科学权威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与以人性悖论（理性——非理性关系）为基础的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排斥的冲突，在代际之间表现的更加明显。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随着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心理/精神疾病被发现（命名），个体一方面要承担被科学权力命名的压力，一方面又要通过接受它来应对来自过去的以迷信和否认为主要方式的对精神/心理疾病的偏见，这种纠结冲突经常发生于亲子之间。

随着青少年的心理疾病检出率越来越高，这让很多父母大为不解，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愁吃穿还会厌世轻生？为什么我的爱会被指责为伤害？我们到底还要怎么做才对？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面对的压力是多重的，如何面对来自父母的主流话语的不理解？以及如何运用成熟的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知识体系和父母达成共识？进一步的，如何避免因着人类固有的这种偏见从而对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加诸己身的标签感到抗拒，并导致自我厌弃和自我冲突？

首先，我们应该面对和澄清的是：现在孩子都怎么了？为什么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他们会生出如此多的烦忧甚至厌世轻生？年纪轻轻他们能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等诸如此类问题。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困惑透露着绝望的不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关键之处很难被觉察到：主体性和时代性。

我们的文化强调纲纪、道德规训，社会安定、文明传续得益于此，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也遭遇着来自压抑的个体的反抗。日常生活和传统文本中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对“成人”这个词做简单的分析。以中英文作对比，二者共享的意义，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流内涵，指的是：(法律上指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成年人；生理（智力、体力、思想）发育成熟的人类个体。所以才会有18岁这个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成人标准。但在中文语境下该词有两个特别的含义：德才兼备的人，犹完人；成器，成材（动词用法）。这就是说人是分层次的，是有条件的，有完人就有缺人，成器对应着不成器，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作为汉民族传统成人礼仪的冠（笄）之礼，《仪礼》将其列为开篇第一礼，绝非偶然。它意味着，个体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子”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合格的儿子（女儿）、合格的弟弟（妹妹）、合格的公民（对于过去，即合格的臣下）、合格的晚辈，成为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冠（笄）之礼中一系列复杂的礼制规矩也强化着除了法律和生理层面上，成人和非成人的区别。未成人个体是在家庭中接受孝、悌、忠、顺培训的非社会人，他更多的属于家庭内部。而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和界定是社会性的区分。

回到这个词本身，所谓成人，成为人，在此之前呢？未完成的人？结合中文语境该词的其他含义，未完成的人指的不仅是生理和法律责任意义上未完成的人，还是主体性未完成的人，而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平等尊重的关系建立的前提，这并不是说家庭教育就失去了合法性，而是在承认主体性的前提下，去进行引导和教育。所以我们能理解很多父母或粗暴的命令、或玩笑的戏弄，因为本质上并没有把孩子当作和他们一样够“格”的人。在此意义上，一个成人对一个非成人进行成人化的教育，非成人不同程度的反抗，当然都是需要被矫正和规训的，逻辑上也预示了直到最后也无法扭转的不理解，人与非人当然是不可理解的。说到这里可能有点残酷，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上文所说的那种绝望的不解和亲子之间让人心痛的隔阂。

关于时代性，我们可以先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去理解，该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金字塔结构的五层，分别是生理、安全、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尤其对很多90和00后的人来讲，父母和我们的成长环境对个人需求层次的满足是完全不一样的。父母不解为什么孩子们吃穿不愁却陷入精神困境，是因为对于两代人而言，前者具有清晰的需要层次被满足并递进所带来的幸福体验，而对后者而言，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已经是作为背景和前提的存在了，他们没获得像父母一样底层需要被满足所提供的心理能量。其次从个体生命角度的来看，幼儿的全部世界几乎是母亲；而重大创伤事件或许就是父母不当回事的失信（曾子杀猪即是此理），所以，说小孩子没有烦恼是不成立的。最后，配合埃里克森的理论我们能进一步理解这种处境或者说起点的不同为什么会造成对个人生命理解的隔阂。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最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和自我同一性一样，这也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一个主题。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生命经验构建自己的解释体系（三观）。形容一个人不稳定或者破碎，往往是一种较为严峻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而大部分老人较年轻时会更固执，这些都证明从整合的角度看，个人生命的一个主线就是建立自己的“那一套”。对于中年人来说，养育是个人整合的一大步，他自然希望个人过往经验编织的解释体系能够被贯彻，但却遭遇到了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下，刚走上整合之路的新人，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互主体互动就开始了，但又因为上文说过的，我们对主体性忽视，所以冲突常不可避免。

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从父母的角度去进行反思，但并不是为了进行罪责归因。对于年轻人来说，形成自己的亚文化（比如将大量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名词解构为网络用语），并将父母们排除在外，并不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摆脱可能由上述原因所导致的困境，反而可能会制造更大的隔阂，动辄原生家庭、父权传统，并用由此衍生出的权威、扫兴、刻薄等词语为父母画像，也不会让具体的家庭和个体摆脱这种对峙。本文一开始就说了，主体性和时代性的忽视，并不是个体的“主观恶意”。作为孩子，首先要肯定和明确自己的主体性，并准备好为实践它承担责任，尽管面对来自父母“那一套”的植入，也要坚定地走上自己的整合之路。这并不是鼓励对抗，一个坚定的主体也会照亮另一个主体，更可怕的情况是，在这种拉扯和张力下的自我厌弃、自我崩解。最后，尽管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似乎为病耻感的指向提供了更具体的靶向，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借由科学权威进行自辩的工具。就像几乎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但它总是治病的。一种更融洽和适应当代生态的亲子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保持反思和敏感，拓宽对于人性的理解和宽容度，会带来尊重与爱。往大了说，或许也会带来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和尊重。

作者：石莹波，大学生心理中心专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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