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的经常会听到过来人语重心长的告诉我，珍惜学生时代，社会熔炉如何让人失去天真，如何充满荆棘陷阱，我不以为然，巴不得自己早早成为社会人，“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好像这样就能摆脱某种自己不齿的幼稚。离开学校的象牙塔几年，昔日的同窗各奔东西，再相聚时，虽不至于像北岛的诗里面写的那样，“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却也免不了一番唏嘘回忆，摸着自己的日渐肥大的肚皮，感慨时光催人。我不排斥这种怀旧，但总是警惕踩高捧低地沉湎于旧日情绪。因为这好像是在暗示人生是在一段不停和美好告别的下坡路。那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辛苦了些。难道人生只是一场场告别吗？毕业意味着不可避免的走向某种相对的不幸吗？

很多人会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确定性的过程，而获得确定性通常有一个节点，这个被赋予意义的节点无论是是大学毕业、结婚、还是30岁，往往意味着勇气与可能性的消失以及庸俗。不光是普通人这样认为，基于生理发育的成熟、社会分工角色的获得、新家庭的组建，发展心理学的很多理论也这样认为。尤其是精神分析，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其早年经验所决定的，这部分构成了我们的潜意识领域，而潜意识是一个人行为的核心驱动力。这隐含了一种决定论的观点，决定论的观点和人对自由意志的渴望天然对立。我们虽然可以透过蛛丝马迹发现潜意识的领域，但这种理性反思没法用来指导日常生活。我们会觉得既然当下的所作所为都是注定的话，那自己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决定论会指向虚无，因此这种决定论倾向的观点受到了其他心理学家的反对，埃里克森就是其中之一。埃里克森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个体的不同阶段都有一个核心任务，也伴随着相应的危机，但他认为人的发展是终其一生的。比如青年期的发展任务是同一性的获得，相应的危机是同一性混乱；成人早期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相应的危机是陷入孤独感；成人中期发展任务主要是获得繁殖感，体验者关怀的实现，相应的危机就是陷入停滞感；成人后期也就是由老年直至死亡，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完善感，进行一生的整合，体验着智慧的实现，相应的危机是失望和厌恶感。

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论，不确定性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人生是一场场告别，但也是一次次开始。此外，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我们能更进一步地获得一种进取的人生观，避免陷入以怀旧为借口的软弱当中。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事物在没有被陈述之前处在被遮蔽的状态，也没有意义，而被陈述和判断就是去蔽的过程。从海德格尔“去蔽”说的角度来看，个人的行动和言说，正是不断让潜意识意识化的去蔽过程。精神分析导致的虚无主义，反而转向了一种进取的人生观。所以我们每一段人生旅程都是对自己偶然性存在的注解，在赋予自身确定性，因为“人只是自己行动的结果。” 

对于毕业的感伤以及提前怀念还隐含着一种观念，觉得学生时代是天真的、自我的、纯洁的，进入社会意味着自我的丧失。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的想象是险恶的，对于之后的人生充满焦虑。近两年这种观念逐渐简化为求学与就业的区别。

严峻的就业形势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根据智联招聘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3月中旬至4月中旬。大学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比前一年增加95万。另有权威报告显示，截止四月中旬，2022年硕士、本科、大专的毕业生签约率分别为20.6%、15.3%、14.7%。似乎每一年都是最难就业年。但本文想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诚如历史学家葛兆光所说，“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习惯将工作理解为生计，是求活的工具，将其与自我割裂开，只有结果（狭义的成功与否）才具有个人性意义。我们将对社会角色的履行称为“打拼”，但无论“摸爬滚打”多久，最终都要回到家的结构中确认自身价值，所谓背井离乡是为了衣锦还乡。但这种文化心理特征在强调社会共同体的现代社会，会加剧个体的分裂感和矛盾感。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动物，马克思也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都是在说人是关系性的存在，这个关系不仅指一个个具体的关系，也是抽象的社会共同体。从个体角度来说，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也是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只有到社会的广阔天地当中去，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不论是求学还是就业都是自我完善的一部分。

电影《风柜来的人》剧作者朱天文，在她的原著小说的结尾写道：“潮岸不知伸向何方。他们亦将是，其去未知。谁又不是，其去未知呢？即使经过了一个或者更多的十七岁，我们就真的能看清楚去的路吗？”所以去吧，去向前，人生因为未知和可能性才迷人，因为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我们用行动和记忆为“荒诞”的人生赋予了存在的意义。希望每一次回首来路，我们都能心怀感恩地说出：都是风景，幸会。面对未来，能相信：路在脚下，无畏。

作者：宝鸡文理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专职教师，石莹波。